文/匡导球
新加坡从地面到楼顶、从公园到私家门前、从室外到室内、从城中到海湾，到处郁郁葱葱、到处花香四溢。整个国家是一个绿的世界、一个花的海洋。即便新加坡既无高山大川，也无名胜古迹，但是其整体环境的绿化与美化为它赢得了“花园国家”的荣誉。更为难得的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放任工业野蛮生长、后再以高昂代价整治修补不同，新加坡即使在独立初期的困难阶段，也不曾打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成果。

图为新加坡干净整洁的街道。

新加坡的领导者们认为，以岛国的方寸之地，一旦环境遭到破坏，就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再华丽的物质成就也于事无补。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新加坡要走一条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平衡道路。对于一座百废待兴、几乎要推倒重建的城市而言，开启这条平衡道路的钥匙就在于细致、缜密、科学、合理地规划及对于规划不折不扣的落实。

花园国家是规划出来的

在“概念规划—总体规划—开发指导规划”3级规划体制下，新加坡得以对国土上的每个区域进行环境功能区划，制定详细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政府按照“可持续新加坡”的目标要求，充分体现“环保优先”理念，提出了“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环境目标。

为确保“环保优先”在执行中不打折扣，政府成立了若干横跨相关部、局的专门理事会，处理需要协调配合的业务，保证项目评估的综合性和全面性。同时，严格按规划要求进行项目审批。

对于具体的项目审批，新加坡普遍采用首办负责制，按不同项目类别由某个部门牵头办理相关业务，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专门理事会或部门联席会议，详细商讨项目的具体细节，在实际操作前就有关原则问题特别是环保要求基本达成一致。这种机制在确保规划执行质量的同时，还能够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审批程序，节约纳税人的时间和精力。

踏上新加坡的土地之后，首先打动人们的往往不是高耸的摩天大楼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建筑，而是连绵起伏的绿地及点缀其间的各种热带树，“花园国家”的真谛正在于此。新加坡能在土地资源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绿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以绿化为重心的城市规划功不可没。规划提出建设一个遍及全国的绿地和水体串联网络，将24%的土地保留为绿地，并将现有天然森林的82%保留下来。以此为基础，新加坡政府又出台了“新加坡绿色计划：在1992年向绿色模范城市目标迈进”，计划将全国5%的植物园土地保留为自然保护区，包括森林、沼泽湿地、滨海地带和其他有生态价值的区域。围绕“为市民提供更多选择”这一主题，新加坡明确了建设更多方便市民到达的公园、自然区域和多样化的体育与休闲设施等，力图为人们的休息、放松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

不难看出，新加坡“花园国家”的美称，绝非大自然的恩赐，而是精心规划的结果。

好环境是罚出来的

新加坡素以“制度完备、执行到位”闻名于世，在环境领域同样如此。曾有人戏言，新加坡的好环境是罚出来的。虽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制度性约束在新加坡环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常被引述的例子是对汽车尾气排放设备的常态化检测。1970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请公假到波士顿进修时，他发觉作为一个工业化城市，波士顿的树木都长得青葱翠绿，而在新加坡，柴油引擎汽车和货车所排放的废气往往给路边的树木蒙上一层污垢。一日，李光耀外出时，看见一些汽车在一个加油站里排队，却不像是在加油。他好奇地向司机询问缘由。司机解释说，在这里，每6个月都得检查汽车的排气管和其他会造成环境污染的部件。检查过后，他们会给你一个标签贴在车上，这样车子就不会排烟污染花草树木了。

回国后，李光耀也效仿这个做法，规定所有在新加坡注册的车辆都得定期检查，确保排烟不超标。这一制度一旦执行，就持续至今。直到现在，车龄介于3年至10年的车辆，每2年就得检查一次；车龄超过10年的车辆每年都得检查一次。由于从马来西亚来的货车往往无法达标，政府就对它们罚款，强迫它们改善状况。

新加坡法律以对个人日常行为的约束细致、严格著称，这一点在环境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常生活中涉及环境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例如，随地吐痰、乱扔烟头、破坏草坪、折花攀木等违规行为都会收到罚单，如果不按时全额交纳罚款，就会受到法院的传讯。对信手涂鸦、破坏环境者，法律甚至规定了严酷的鞭刑。一些破坏公共环境的人会被当做反面教材，穿上标志“垃圾虫”的服装扫大街，以警示他人。“乱扔垃圾罚款1000新元（一新元约等于人民币5元）”的告示在新加坡的公共汽车上随处可见。又比如，为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在新加坡全境生产和销售口香糖。为了市容美观，法律详细规定了商店招牌的悬挂标准，同时规定房屋每5年粉刷一次，水泥墙上爬藤必须整修。法律还规定，被发现在住所、建筑物、工地、船只或机舱内滋生蚊虫的人，一旦被判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5000新元的罚款，或不超过3个月的监禁，或两者并施。重犯者将面临最高10000新元罚款，或不超过6个月的监禁，或罚款、监禁并施。

此外，法律对人们交通行为的规定同样严厉。闯一次红灯扣4分，开车打手机扣9分，扣满24分后，司机的驾照将被吊销。乱停车要交70新元罚款，司机开车不系安全带也要罚款100新元，还要扣3个积分。乘客没系安全带则要罚司机100新元。对出行者而言，闯红灯或不走斑马线乱穿马路，罚款20新元。在交通工具内吸烟罚款500新元，丢弃废物罚款1000新元，车内饮食罚款500新元。

严刑峻法使所有对环境有害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从而在相当程度上约束了个人和组织为逐利、求便而危害环境的冲动。

环保意识是教育出来的

在环保方面，新加坡以法治严厉闻名，但同样也离不开宣传教育的润物无声。

新加坡人常用李光耀的一句话来警示自己：“100年或50年后，我们将陷入非常严重的处境。我也许不在了，但我的孙子还在。”政府努力让人们明白，如果不协力保护好大家赖以生存的方寸之地，“小红点（指新加坡）”有朝一日将从地图上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新加坡人的子子孙孙。

在不断强化国民忧患意识的同时，政府还通过常态化的环保教育活动，促使人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到知行合一。这种教育活动始于学校教育阶段。环保教育被列入了学校课程，学生们常能得到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以帮助其培养原初的环境意识。同时，每所学校至少要成立一个环保俱乐部，并评选一名学生作为“环保大使”参与各种宣传活动。政府还常把新生水厂（将生活、工业废水净化后形成高品质水）、垃圾岛等环保工程作为环保教育基地，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前去参观，见证社会为保护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

在学校之外，面对一般公众的环保教育活动更为繁多，几乎无孔不入。这种高强度的“轰炸”在使环保意识内化为公民行为理念方面，成效显著。

全国性的环保运动之外，各类小型的环保教育活动已经渗透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走在街头，随处可见各种有关环保的宣传画、海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也全力引导市民关注环境问题。以公共厕所维护为例，政府会不定期举办“公厕清洁运动”、“公厕海报设计大赛”、“最清洁公厕评选”等，并设立热线电话，随时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反馈。许多外国人在第一次使用新加坡公共厕所的时候，都会被其清洁程度震惊。

在高强度的教育攻势下，环保逐渐成为新加坡公民道德中的重要维度并被传承下去。

环境保护问题从来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在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时更是如此。作为践行环境与发展兼顾这一“平衡道路”的典范，新加坡起步时曾十分艰难。

独立初期，连片的棚户区垃圾遍地、蚊虫肆虐，缺乏像样的卫生设备；市区则拥挤不堪，两岸倾倒的垃圾生生将新加坡河变成了一条臭水河。更紧迫的是，破败的城市和庞大的失业人口带来的压力，亟须通过发展工业加以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抵挡住了放任式发展所伴随的经济诱惑，坚守自己的环境标准。当时，李光耀亲自监督环境课题，以确保部长和其他政府官员们都能认真对待这个重大挑战。

有了从上至下的强烈意愿，新加坡得以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过程中从容地规划，以规避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昂善后成本。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惩戒制度，确保在环境保护领域做到有错必究，有究必果。此外，广泛而持续的环保教育，则使保护环境内化为个人及组织行为中的固定维度。在处理与环境问题紧密联系的资源问题时，新加坡立足于资源匮乏的实际，努力开源的同时，通过法制、教育等多重举措推行节流，以保证岛国资源与环境战略的长期和谐与稳定。